基因编辑婴儿，基因编辑技术发明人怎么看？公众能接受吗？

导读：

2018年11月26日，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而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这则消息在朋友圈爆炸开来！

以往，当国内学者在科研方面取得国际突破，民众多是挥臂欢腾，但这一次却笼罩着一种不一样的气氛……而基因编辑技术共同发明人——詹妮弗•杜德纳早就对这一技术的应用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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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妮弗•杜德纳是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共同发明人。在2015年伦敦举行的TED全球演讲中，她呼吁进行基因编辑的全球对话.

2014年的一个深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化学家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从噩梦中惊醒。

在那个惊醒她的噩梦里，一名同事问她能否帮忙教人使用CRISPR技术，并带着她走进了一个房间。房间里，长着猪脸的阿道夫·希特勒正在那里等着她。

这个噩梦让她更加确信，这一技术在公众中的传播速度远远落后于被投入应用的速度。

杜德纳忧心忡忡

自2012年，杜德纳和现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感染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埃马纽埃尔·卡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首次构建了CRISPR/Cas9系统，并成功验证这一工具能够在生物体内用来完成基因改造工作。

很快，CRISPR/Cas9系统被用于人类基因改造相关工作的报道接踵而至，杜德纳的忧虑也与日俱增。

为此，杜德纳组织科学家、伦理学家和其他专家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并于2015年在《科学》杂志上发文呼吁举办基因编辑伦理国际峰会，号召大家主动暂停有可能涉及人类基因改造的科研工作。

她还登上了当年的TED演讲台，呼吁开展基因编辑的全球对话，让科学家和公众能够全方位思考基因编辑的社会效应和伦理影响。

此后，她联合学生萨缪尔·斯腾伯格（SamuelSternberg）在2017年共同撰写并出版了新书《破解生命：基因编辑与控制进化的不可估量之力》（A Crack in Creation: Gene Editing and the Unthinkable Power to Control Evolution）。

在新书中，杜德纳和斯腾伯格对CRISPR/Cas9技术在生命科学领域的海量应用进行了系统回顾。

例如：

家畜饲养可以利用基因编辑提高肉质，增强家畜的感染抵抗力，可以去除鸡蛋与牛奶中的过敏原，可以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并且达到兼顾营养学和动物福利的其他目标。

在医学层面，经基因编辑改造过的蚊子也许不再传播诸如疟疾和寨卡等疾病的病毒，而改造后的老鼠不再将莱姆病传给跳蚤，这样人类染病率就能有效降低。

使用基因编辑对山羊、鸡和兔子改造可以在提高药品产速和产率的同时降低成本。在未来，经过基因编辑的猪甚至可以成为主要的器官供体，为人类患者提供不易产生排异反应的移植组织，从而拯救生命。

再如“体细胞基因编辑”，科学家正试图探索用这一技术治愈由单细胞突变引发的疾病，包括囊性纤维性变、亨廷顿氏综合征和镰刀型细胞贫血。

具体做法是对患者的受感染组织细胞进行基因编辑，可能是直接在体内操作，也有可能是取出到体外进行编辑，不管是哪种情况，患者体细胞所接受的改造并不会被遗传到后代中去。

更受争议的其实是“生殖细胞基因编辑”。

这一操作是通过对精子、卵子和早期受精卵进行基因编辑，从而让后代抵御可遗传疾病，例如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症及各种癌症。

但这也可能被用于对后代进行定向生理特性筛选或者能力强化，比如说通过基因编辑使骨密度增高、耐力增强，从而炮制被称为“设计婴儿”的产物。

这些基因改造都会随着个体发育成熟，随着细胞分裂拷贝到每一个新细胞中去，并且传递给子孙后代。

而南方科技大学的贺建奎副教授，对人类的生殖细胞进行基因修饰并诞生婴儿就属于这个范畴。

公众对此疑虑重重

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美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基因编辑广泛持保留意见，并坚信科学家应该在应用到人类自身之前征求公众的意见。

关于基因编辑这一话题皮尤调查显示：

有42%的美国人“从未听说过任何相关信息”

48%的美国人则“只听说过一点点”

仅有9%“听说过许多信息”

可见公众主题对“基因编辑”了解甚少。

尽管如此，被调查对象对此持有的观念及判断却相当一致。

举例来说，当问及在道德层面上是否能接受利用基因编辑技术降低健康婴儿患病率时：

仅有28%的被调查者认为“可以接受”

30%认为“不能接受”

40%选择“不确定”

值得注意的是，被调查者中有33%被为信仰高度虔诚者，他们中只有15%认为道德上“可以接受”。

即使是在无信仰者中，也还有17%无法接受使用基因编辑来降低婴儿患病率，仍旧有37%表示并不确定。部分反对者的理由是， “基因编辑干涉了大自然本性”以及“基因编辑逾越了不应逾越的红线”。

当再进一步询问具体问题时：“如果拯救一个婴儿的性命需要在人类受精卵上进行测试，或者说对整个群体进行基因构造更改”（可遗传到后代）时，接近50%的被调查者表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更加难以接受基因编辑（见下图）。

除这项调查以外，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开展的调查研究发现：

公众对基因编辑技术持有的保守态度相比皮尤研究结果的程度更甚。当询问对于修改未出生婴儿的基因来降低罹患重病的风险这一举措的看法时

65%的美国人表示这一行为应该属于非法行为

超过80%的被调查者同样认为利用基因编辑来改良智力和身体素质属于非法行为

为什么大部分公民对基因编辑持有的保守态度？

生物伦理学家用了“厌恶参数”（YuckFactor）来描述公众首次听到人类基因工程时所感受到的“本能厌恶”和“情感反对”。

厌恶参数所描述的是相对直觉的回应。当问及基因编辑技术可能涉及修改人类受精卵，进行人类特性工程设计，大部分被调查者难以说清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这会存在道德问题，他们所做出的判断仅仅是依据他们的感觉。

考虑到牵涉广泛、影响众多以及公众对人类基因组开展基因编辑的利弊顾虑重重，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在2017年就公开鼓励科学家研究公众顾虑对基因编辑发展产生怎样的持续影响，他们认为这样的研究越多，越能更好帮助科学家理解如何促进基因编辑发展和应用。

 

本文作者马修·尼斯贝特（Matthew·C·Nisbet）是美国东北大学传播学、公共政策与城市事务教授，《环境传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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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世界科学》第4期“基因编辑”专稿：

1、《对话基因编辑》（资料来源 Amercian Scientist）

2、《基因编辑的意义：重写生命代码》（资料来源 The Guardian）

3、《不仅仅是基因编辑——CRISPR工具包扩展出三个新技能》（资料来源 singularityh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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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The Gene-Editing 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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